(冉云飞，1965年出生，重庆人，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从历史的编旁进入成都》、《庄子我说》、《手抄本的流亡》、《冉云飞诗集》等专著。曾获全国及省级奖数次，有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阅读教材，被媒体誉为是“民间教育家”，现供职于《四川文学》杂志社。)
四川杂文家冉云飞最近在博文《最不可辜负的是民心》中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结果受到了四川作协的处理。
鉴于冉云飞的错误言行，四川省作协党组领导多次找其谈话。6月6日下午作协党组全体成员与《四川文学》主编一道又找冉云飞进行集体谈话，对其错误言论提出严肃批评。省作协党组作出如下决定：
一、责成《四川文学》编辑部对冉云飞再次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主动删除博客中有错误的文章，不再发表与抗震救灾工作大局相悖的言论。
二、省作协三刊一报，一律不再刊发冉云飞的所有作品。
三、关闭冉云飞办公室的网络系统。
四、作协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考勤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工作人员离开成都市区履行请假手续经过批准。省作协目标办要加强监督，每月检查一次，记录在案，作为干部职工考核的重要依据。
针对四川作协当局的处理意见，该省作家司马藜对记者说——
“这个处理意见首先是主客体错位，省作协党组无权对社会人士冉云飞的社会行为做出任何处理，如果说冉是作协的工作人员，那也该由作协行政机构说话，而不是党组；换句话说，非党人士冉云飞不配享受由党组发文处理的待遇。因此从法理的角度，这个文件是无效的。
其具体的四条“决定”也统统站不住脚：
其一，冉云飞写博客是个人行为，不是工作行为，作协无权干涉，更没有道理“责成”四川文学“批评教育”。如果冉的行为危害了社会，自会有相应的法律机关过问，无劳作协和四川文学越位。
其二，既然冉云飞的文章都是在博客中发表的，关三刊一报什么事？既然是“批评教育”，前提是希望他变“好”，那么他要是“改邪归正”写了“好东西”呢？
其三，要么开除冉云飞的公职，把他清除出这个单位，既然还让他上班，而又关闭他的工作设施，不是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上班不干活的待遇么？再说，冉云飞上网写博客都是在家里干的，关他办公室的网络有个球用啊！
其四，明明是处理冉云飞的“几点意见”，却处理起全体工作人员来了！而且所有“工作人员离开成都市区履行请假手续经过批准”，这更是不合法也不可能实行的，试问当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限制时，省作协有什么权利限制其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
冉云飞先生对此事的回应:
谢谢各位关心。有很多人问我这事，我一直没表态，也不准备说我自己。这样的事，我都是多少天后才知道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马上又从网上看到了，不知这样的消息如何传出去的。我不准备为此事发表任何文章并接受采访（关怀其他民生的事我不会停止言说），那样有炒作的嫌疑。请诸位谅解。
(谢谢冉云飞先生!特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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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辜负的是民心 冉云飞
我并不是个过份悲观的人，但也没有那种予求予取的乐观。因为生在这个不容乐观的国家，得让你在高兴时提防着点，因为你刚高兴政府有点进步，那一系列的丑恶便接踵而至，粉粹你稍微拥有的幻想。这次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一系列表现，尤其全国哀悼三天，是这个已经比较僵化了的政权六十年来最好的危机公关措施。在危机公关中，他们利用威权政府的效率，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僵持了72小时后让国外及台湾的救援队进入中国——虽然进入滞后，只是个象征大于实际用处的举措，但总比一直不让别人来要好得多——以及在地震初期因来不及第一时间管制中外传媒而稍微有信息放开的举措，都是他们不错的危机公关的举措。
但是这一切，在陆续的地震当中，政府处理危机与灾难时巨大惯性及一切坏毛病，又重新让公众怒不可遏。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中央极权的坏毛病在救急时似乎显出一点刚性的效率，但在灾难相对平复后的重建，那些六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与这个政权相伴相生的坏毛病，就像洪水泛滥一样让已经觉醒起来的民众非常的沮丧、愤怒甚而有可能失控。千万不要迷信你现在手上有丰盛的税收和强大的军队，这两样东西不会一成不变，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四九年以惨烈的内战得鼎之后，共产党最喜欢说且非常得意地是，他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人心向背。除了像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的民主自由言论及他们的空头许诺的民主自由的未来，对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愚弄以外，人心向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政权一旦得手，这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回，甚至不惜自掴耳光地查封《历史的先声》这样当初他们承诺的言论。
六十年来，官方一直在透支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复以“伟光正”式的宣传让许多老百姓看不到他们为恶的实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尚能收拾一二人心。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兴邦”在我看来逻辑不通，中国的不少成语中多有逻辑不通者，待以后有闲时说叨一二），但对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在特殊时刻发挥其相对的效率是有好处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从中转移人们对灾难中的人祸因素的质询，变坏事为好事，将死难无数的灾难变成一个又一个去夺取的伟大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看他们“胜利”的口号背后，有多少悲惨的家庭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就知道他们的“胜利”是什么东西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官方赢得民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似乎不太在意这一切，尤其这个官僚体制，已使许多官员变得冷血且毫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官僚体制削减政府的公信力真是有很大杀伤力。下面我试说几点，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辜负仅存的民心的。
一：众多善款怎么监管，你相信他们不腐败吗？自己监管自己的把戏我们看得还少吗？截止28日，各级财政拨款是195亿，而公众捐款则达347亿。这些捐款和财政投入的两大使用者，一是民政部门，二是红十字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部门，其怎么让民众相信他们会真正使用好救灾物资？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和公开账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查。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独立，只是个准官方机构而已。在中国与官方有染的机构的可信度都要打折扣。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单是在订帐篷上，与一家公司之猫腻，在网上嚣嚣甚传，但至今没有谁来真正澄清此事，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教育界腐败在地震后的突显。教育界的腐败和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腐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路人皆知的事。任何垄断尤其是政治上的垄断，都是腐败的真正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塌7000多间校舍，死亡学生上万人，这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耻辱纪录。我们不是说成人就该因那些人祸因素而死亡，但我们更应该追究那些因人祸因素而丧生的未成年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对未成年人如此凉薄，由这些官员所组成的政府难道真正值得信任吗？都江堰聚源小学、绵竹富新二小等地小学的家长，希望公正查处那些垮塌学校的问题，但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很快抛出那万恶“五点”，这是让民众真正愤怒的根源，如谓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凡是家长，有谁不对这样的局面痛心疾首？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因为天灾（从南方周末对聚源镇的报道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人祸）而是因为人祸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你内心着何感想？如果你刚好是一位不幸的家长，当你想通过正规渠道、通过法律手段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处？
三：提倡宣传主旋律，其实就是鼓励造谣。我曾经说过，什么是主旋律呢？主旋律就是主子的旋律。新闻不讲究真实与真相，而是有意去造假，报喜不报扰，不是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而是根据官方的需要来进行信息过滤与处理。此种过滤，不只是违背新闻的基本道德，而且违背五月一号才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都在搞“三突出一不许”（具体内容我不知晓，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道学校。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整个媒体正在逐步煽情，逐步自我吹捧，将政府抗震救灾这样份内应该做的事，往“伟光正”的固有套路一路狂奔，成为又一次自我表扬典范。救灾早期政府得到西方媒体的表扬，尽管让政府尝到些甜头，但他们似乎还是感觉到不如他们“伟光正”的宣传套路有效，于是回到老路，继续搞新闻管制和封锁信息的自我表扬。
四：到灾区的表演非常多。许多的官员到灾区去捞政治资本，是表演救灾秀，这只是劳民伤财添乱。还有很多官员和国有企业把到灾区当作一场灾难的旅游，这已经在许多志愿者所写的日志中看得非常明显。地方村官也利用自己权利，把持着物资分配，或者将好东西留着自己先用，深入灾区基层你便不难看到这些。与此同时，大批物资堆积，而民众手中物资却并不充裕。这样的表演只会逐步丧失民心。
温家宝在北川中学黑板上书写一个“多难兴邦”(真正应该收藏的是绵竹一些学生家长所写的那幅“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便引起许多马屁精要保留这个字迹的欲望。如温家宝每讲一句每写一个字都要保留的话，那么建议这些马屁精搞一个“温家宝废品收购站”吧。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媒体和官员，对准的不是民众，却是更高的官员，像这样的思路不更改，你怎么能够尽量杜绝灾难中的人祸因素？温家宝这回的表现，也就基本及格，在这样的政权下，他算是尽了点力，也就仅此而已，犯不着如此奴才和卑贱到要保存一块黑板上的字迹。如果这样的话，将六十年来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所讲的屁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都收集起来，加上奴才们的捧场，那一定洋洋大观，一定会矗立一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奴才博物馆”。这回四川大地震，我想政府应该知道民心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又走上了辜负民心的老路，还在使用早该唾弃的宣传手段与拙劣的自我表扬。
2008年5月30日8：49分病中于成都
谁家的？好漂亮！） 
